杨阜早年就与同郡的尹奉、赵昂声名在外,一起在凉州担任从事。建安四年(199年),袁绍发动官渡之战,杨阜为凉州牧韦端所派,到了许昌,被任命为安定长史。自许昌回来,关右各位将领问他袁绍和曹操谁会胜利,他说:“袁公宽厚但不果断,喜好谋略但缺乏决策,不果断就没有威严,缺乏决策就会误事。现在虽然势力强大,然终究不会成就大业。曹公有雄才远略,决断应变豪不犹豫,法令统一而军队精良,能使用不循常规的人,所任用的人都各尽其力,他必定是能成大事的人。”他并不想任长史官,就辞职了。韦端又征召他为太仆。韦端儿子韦康任刺史,又征召他为别驾。被举荐为孝廉,在丞相府供职。州里上表把他留在州里参谋军事。
杨阜反攻马超
马超自从在潼关被曹操击败后,转向陇上郡县攻击,可见马超的实力还是相当强大,率领一万余人围攻冀城时,凉州刺史韦康向来对人民讲求仁爱,受到城内被饥饿相困的窘境,韦康不忍心属下的军吏及平民不断受到病痛、伤残甚至于死亡,所以打算向马超投降。
也许韦康在曹操麾下,素见曹操厚待收降,而且重用不疑,像张辽、张绣、青州兵等,因此预期的认为投降可结束战争。可是这种状况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,将命运交给别人的话,生死就会任由别人的善恶来决定。结果马超接受韦康投降后,违背协议的和约,杀掉韦康,如果韦康知道马超会背约杀害的话,就不会求和找死。项羽当初与刘邦签订停战和约,以鸿沟为界,便整军回师,如果项羽知道刘邦后来会毁约偷袭,项羽一定不愿相信和约的效果。因为曹操与刘邦的作风不同,结果当然不同。
赵军在长平之役,向秦将白起投降,白起后然居然下令坑杀,赵军前后被斩首四十五万人,如果死战,难道还会死伤如此众多吗?这就是胜利者利用人心的弱点,诱惑对手放弃自己,包括生命;反正本来是要采用战争,现在利用计谋,便可达到比战争更大的效果,何乐不为呢?又没人规定不可以杀降,反正战场上的交战算杀人,偷袭的杀人也算杀人,同是杀人,又何必计较行为正不正当呢?杀降,是战胜者的权利,会不会采用,端视战胜者的决定,不管是战略或是政治的原因,都有可能,但是还轮不到投降者发言,因为失败者已决定避战、畏战。屠杀、坑残都是因为放弃抵抗,人不影响战争,战争就会影响人。
后来韦康的部属在长官投降后,虽然没有被杀,但是不表示从此长命百岁,马超仍然有一定的威胁性,虽然今天不杀人,谁知道马超明天会不会一时兴起,大开杀戒呢?还有曹操的复仇也要考虑,因为凉州在马超之前属于曹操统治,曹操的领土被人夺走后,会不会忘掉而不反攻呢?因此近有马超的威胁,伴君如伴虎;远有曹操的复仇,势必战争再起。在乱世的立场要很清楚分明,否则当成墙头草随风两面倒,两面都不讨好。
杨阜及姜叙在卤城起兵反叛马超,当马超出兵攻击时,梁宽及赵衢又紧闭冀城的城门,令马超进退狼狈。因为马超前不能攻陷卤城,后无法意图冀城,粮秣的供给无法支持长时间的作战,转攻尹奉及赵昂所防守的祁山,还不到三十天,救兵已到,马超面临粮尽,还有追兵攻击下,马超逃亡到汉中投靠张鲁。
可见得三国时代还是属于攻城保卫战的天下,马超虽然曾经大军大费周章攻下冀城,但是只要当马超出城,城内人民将城门一关,马超就要再次攻城。一但凉州所有城池都关城自保,就算是名将马超也会被当成庸将的箭靶。刀剑亡眼,只认生死;箭矢无情,将卒皆可。不管马超如何勇猛、武艺如何高强,在乱阵之下,只有被箭射死或落荒而逃,这就是当时守城的威力。
马超在凉州就得不到任何粮秣的支持,虽然马超攻进历城,斩杀姜叙的母亲及姜叙的儿子,最后还烧城而走,但是仍然必须撤退。没有固定城池作后勤补给,马超的正规军队,就如同盗贼土匪,虽有杀人越货之威,但终须因粮尽而亡。
杨阜及姜叙等人的反攻,证明了不妥协下的战争,仍有胜算,而凉州刺史韦康的妥协投降,反而自取灭亡。要战要降的决定权不在失败者,而在成功者,韦康死而杨阜生,正是此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