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阜早年就与同郡的尹奉、赵昂声名在外，一起在凉州担任从事。建安四年（199年），袁绍发动官渡之战，杨阜为凉州牧韦端所派，到了许昌，被任命为安定长史。自许昌回来，关右各位将领问他袁绍和曹操谁会胜利，他说：“袁公宽厚但不果断，喜好谋略但缺乏决策，不果断就没有威严，缺乏决策就会误事。现在虽然势力强大，然终究不会成就大业。曹公有雄才远略，决断应变豪不犹豫，法令统一而军队精良，能使用不循常规的人，所任用的人都各尽其力，他必定是能成大事的人。”他并不想任长史官，就辞职了。韦端又征召他为太仆。韦端儿子韦康任刺史，又征召他为别驾。被举荐为孝廉，在丞相府供职。州里上表把他留在州里参谋军事。

杨阜反攻马超

马超自从在潼关被曹操击败后，转向陇上郡县攻击，可见马超的实力还是相当强大，率领一万余人围攻冀城时，凉州刺史韦康向来对人民讲求仁爱，受到城内被饥饿相困的窘境，韦康不忍心属下的军吏及平民不断受到病痛、伤残甚至于死亡，所以打算向马超投降。

也许韦康在曹操麾下，素见曹操厚待收降，而且重用不疑，像张辽、张绣、青州兵等，因此预期的认为投降可结束战争。可是这种状况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，将命运交给别人的话，生死就会任由别人的善恶来决定。结果马超接受韦康投降后，违背协议的和约，杀掉韦康，如果韦康知道马超会背约杀害的话，就不会求和找死。项羽当初与刘邦签订停战和约，以鸿沟为界，便整军回师，如果项羽知道刘邦后来会毁约偷袭，项羽一定不愿相信和约的效果。因为曹操与刘邦的作风不同，结果当然不同。

赵军在长平之役，向秦将白起投降，白起后然居然下令坑杀，赵军前后被斩首四十五万人，如果死战，难道还会死伤如此众多吗？这就是胜利者利用人心的弱点，诱惑对手放弃自己，包括生命；反正本来是要采用战争，现在利用计谋，便可达到比战争更大的效果，何乐不为呢？又没人规定不可以杀降，反正战场上的交战算杀人，偷袭的杀人也算杀人，同是杀人，又何必计较行为正不正当呢？杀降，是战胜者的权利，会不会采用，端视战胜者的决定，不管是战略或是政治的原因，都有可能，但是还轮不到投降者发言，因为失败者已决定避战、畏战。屠杀、坑残都是因为放弃抵抗，人不影响战争，战争就会影响人。

后来韦康的部属在长官投降后，虽然没有被杀，但是不表示从此长命百岁，马超仍然有一定的威胁性，虽然今天不杀人，谁知道马超明天会不会一时兴起，大开杀戒呢？还有曹操的复仇也要考虑，因为凉州在马超之前属于曹操统治，曹操的领土被人夺走后，会不会忘掉而不反攻呢？因此近有马超的威胁，伴君如伴虎；远有曹操的复仇，势必战争再起。在乱世的立场要很清楚分明，否则当成墙头草随风两面倒，两面都不讨好。

杨阜及姜叙在卤城起兵反叛马超，当马超出兵攻击时，梁宽及赵衢又紧闭冀城的城门，令马超进退狼狈。因为马超前不能攻陷卤城，后无法意图冀城，粮秣的供给无法支持长时间的作战，转攻尹奉及赵昂所防守的祁山，还不到三十天，救兵已到，马超面临粮尽，还有追兵攻击下，马超逃亡到汉中投靠张鲁。

可见得三国时代还是属于攻城保卫战的天下，马超虽然曾经大军大费周章攻下冀城，但是只要当马超出城，城内人民将城门一关，马超就要再次攻城。一但凉州所有城池都关城自保，就算是名将马超也会被当成庸将的箭靶。刀剑亡眼，只认生死；箭矢无情，将卒皆可。不管马超如何勇猛、武艺如何高强，在乱阵之下，只有被箭射死或落荒而逃，这就是当时守城的威力。

马超在凉州就得不到任何粮秣的支持，虽然马超攻进历城，斩杀姜叙的母亲及姜叙的儿子，最后还烧城而走，但是仍然必须撤退。没有固定城池作后勤补给，马超的正规军队，就如同盗贼土匪，虽有杀人越货之威，但终须因粮尽而亡。

杨阜及姜叙等人的反攻，证明了不妥协下的战争，仍有胜算，而凉州刺史韦康的妥协投降，反而自取灭亡。要战要降的决定权不在失败者，而在成功者，韦康死而杨阜生，正是此例。